江苏高考减招~江苏高考减招的本质原因

江苏高考减招：透视其本质原因

在教育的广阔舞台上，高考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它不仅是对学子们十年寒窗苦读的检验，更是连接梦想与现实的重要桥梁。近年来，江苏高考减招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议。这一政策调整的背后，隐藏着哪些深刻的社会变迁与教育逻辑？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江苏高考减招的本质原因，以期为公众提供一个更为全面、理性的认知视角。

一、考生人数下降：生源减少的直接反映

江苏高考减招的背后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考生人数的持续下降。自2010年起，江苏省高考报名人数便以平均每年近两万人的递减。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适龄学生人数的自然减少，也折射出教育选择多元化的现实。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，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独生子女成为主流，加之教育观念的更新，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或就读职业学校，进一步加剧了高考报名人数的减少。因此，考生人数的下降成为江苏高考减招的直接诱因。

二、教育资源分配：经济与财政的考量

深入探究，江苏高考减招的本质原因并非仅限于考生人数的减少，更深层次地涉及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。众所周知，大学的运作离不开资金的支持，而教育经费的来源往往决定了高校的招生政策。在我国，尽管重点大学多为教育部直属，但地方高校的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。因此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和教育投入直接影响着高校的招生名额分配。江苏作为经济发达省份，其教育投入虽高，但在全国范围内，仍需面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。在考生人数减少的背景下，适当调整招生名额，支援中西部地区，既是对国家教育均衡发展战略的响应，也是江苏作为教育大省的责任担当。

三、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：结构优化的必然

此外，江苏高考减招还与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紧密相关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多元化、专业化。因此，高校在招生时，需充分考虑社会需求的变化，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名额，以培养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。近年来，江苏高校在招生中更加注重理工科和应用型专业的招生比例，这既是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回应，也是对未来人才培养方向的预判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文科类专业的招生计划适当缩减，成为江苏高考减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四、家长与学生反应：教育公平的呼唤

江苏高考减招事件引发了家长和学生的广泛关注与热议。部分家长认为，减招影响了本省学生的升学机会，加剧了教育竞争。然而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减招并非简单的名额减少，而是教育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再分配。它旨在促进教育公平，缩小地区间教育差距，让更多来自不同地区的学子有机会接受优质高等教育。因此，面对减招，家长和学生应以更加理性和开放的心态，积极适应教育变革，努力提升自身竞争力。

五、结语：理性看待，积极应对

综上所述，江苏高考减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它既反映了考生人数的自然减少，也涉及教育资源的分配、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等多方面的问题。面对这一政策调整，我们应理性看待，积极应对。一方面，政府和教育部门应持续优化教育资源分配，促进教育公平；另一方面，家长和学生也应转变教育观念，提升自身素质，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迎接教育的变革与挑战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教育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共创美好未来。

如何看待江苏省主动削减3万8000名高考招生名额

1、4月底，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《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2016年升学压力较小的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省（市）进一步增加面向部分中西部省（区）的生源计划。生源计划总数为16万，其中湖北省调出最多，达4万；江苏其次，达3.8万。

2、高考招生计划的调出并不意味着高考的减招，去除高考人数减少、临时增加招生计划等因素，高考总的录取率应该不会减少，考生应该放下心来准备高考，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分心。更不要人为夸大事件经过，影响社会稳定。

如何看待江苏高考减招事件的影响

最近公布的高考招生计划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。由于担心本省外调过多，影响本省考生的录取率，部分家长到两省教育厅举牌抗议。虽然两地的教育部门急忙表态，外调生源不会降低录取率，江苏省还表示本科录取率还将进一步提高，但公众质疑依旧难消。调出名额，援助中西部地区，本来是为了教育公平，却被两省民众认为是破坏了教育公平，颇具讽刺意味。

【北京、天津为何不调控？江苏湖北的家长不是没有理由质疑】

两地家长反对的跨省区生源计划调控，早在2008年就已实行。今年引发两地强烈抗议，是因为两省调出的人数过多。根据今年的方案，12个参加调控计划的省份总共外调16万人，湖北省调出40000人，江苏省调出38000人，两省几乎占了总计划的一半。

教育部门选择调出省份的理由是，高考率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教育资源丰富，升学压力较小。然而，这个理由对江苏湖北的家长却没有说服力：以江苏为例，江苏的教育资源虽然丰富，但远不及北京、天津，然而北京和天津并没有参与跨省区生源计划调控。北京、天津不参与，江苏却承担近3.8万的调配任务，两省家长自然不理解。

再说升学压力，近年来江苏的一本录取率仅有10%左右，而北京和天津的一本率取率达20%，北京2015年的本科升学率更是突破了70%，哪个地区升学压力大一目了然。我国的高考招录是“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”，权力在招生计划中的作用举足轻重，江苏的家长自然会怀疑——谁的权力小谁受损大。只有外调名额数量，没有详细的解释和公众参与，家长有质疑再正常不过。

【中西部地区也未必满意：调过来的大多是专科指标而非重点指标】

由于历史原因，加之地区发展不平衡，中西部地区（湖北等省份是特例，从教育资源丰富角度可以归入东部）确实不如东部地区教育资源丰富。但靠东部省份调入一部分名额，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录取率，就能实现教育公平了吗？恐怕未必。随着高校扩招和生源减少，我国的高考录取率不断上升，从80年代的5%稳步提到现在75%，可以预见，即使没有东部省份的名额输送，中西部省份也可以稳步提高高考录取率。

在目前高等教育资源相对饱和的情况下，高考竞争已成为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。优质高校录取是否公平，常常更为家长关心。从媒体的报道看，江苏家长之所以认为调配名额不公，也并不是担心孩子没学上，而是担心本省本来就很低的一本录取率，进一步降低。

然而，在优质教育资源公平分配上，教育部门却不像缩小录取率差别这么上心。2008年，教育部要求各省部属高校属地招生不应超过30%，各地陆续达到标准后，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依然不公。2011年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在《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研究报告》中指出，“从各省学生就读部属高校的入学机会指数（平均数为1）看，不同省（区、市）悬殊的状况依然存在，甚至加剧，入学机会指数的差异系数（标准差除以平均数的值）有逐年递增的趋势，入学机会指数的基尼系数也从2001年的0.226提高到2010年的0.298。从分省的入学机会指数变化情况看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的入学机会指数在2000年分别为1.75、1.61、1.51，到2010年，分别提高到3.64、3.73、2.84，西藏、青海、宁夏的入学机会指数也分别提高到2.70、1.82、1.72，但是河南、河北、安徽、内蒙古、广东等省区的部属高校入学机会指数却一直在0.50～0.70的低点徘徊，提高幅度并不明显”。

在“上大学不难，难的是上好大学”早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，给中西部省份多一些部属院校的招生名额，远比给几万良莠不齐的调配指标（江苏省的3.8万，其中有2.9万是专科）更有实际意义。

【合理的做法是，让全国各地优质高校都限制属地招生比例】

有学者指出，目前“211”高校共有112所，虽然仅占我国本科院校的6％，但承担了全国80％的博士生、60％多的硕士生、50％的留学生和30％多的本科生的培养任务。这些优质院校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的支持，以招生计划换优惠政策也是常事，它们在招生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属地化偏好。

如果部属高校这30%的属地招生能够做些文章，无论是中西部省份，还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东部省份，都能获益。学者张千帆指出，中国各大高校之所以在利益上成为地方政府的附庸，是因为中央缺乏统一的硬性规则，不能帮大学跳出地方保护主义设定的“囚徒困境”。

这应该成为教育部的发力点。有学者建议，在允许各地根据各省进行微调的情况下，教育部应进一步规定属地招生比例不应高于20％；对于只拥有一所211高校的省份，该校在属地省的招生计划占其总计划的比例不高于30％，进一步弱化211院校招生的属地偏好，多出来的招生名额在投放时，可以向中西部省份和人口大省倾斜，提高这些省份的一本录取率。

以限制属地招生比例为名义来调配优质招生指标，容易减少区域之间的矛盾，而且这种做法应该尽量全国同时推行。

【为照顾各方利益，东部省份的调出名额应采取“增量”的方式安排】

虽然江苏省保证江苏考生的本科录取率和一本录取率都会增加，但有一种质疑也不无道理：如果不调出这些本专科名额，江苏的高考录取率会更高，录取率增加不代表考生的利益没受到损害。

的确如此，因为所谓的“录取率提高”是以“报考人数减少”来实现的，对于具体的考生，更看重的是录取名额减少了。所以，目前的跨省区生源计划调控实际上就是一种存量调控，改变分配方式，而这就必然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，招致很大的不满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。

所以，调给外省的生源计划应该进行“增量”改革，在原有招生计划基础上增加名额，再调配给其他省份。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，这种改进是一种“帕累托改进”，不会放大各方矛盾，从而有利于改革推进。

实际上， 在2015年的招生计划中，教育部曾明确表示，通过增量安排和存量调整，增加部分省份的录取人数。扩大增量意味着扩招，虽然扩招常常被人诟病，但采用这种方式，名额输出省和输入省的利益都得能兼顾，符合更重要的公平原则。